正德十四年十二月（1520年年初），明武宗朱厚照突然下诏，严禁全国百姓养猪、杀猪和吃猪。
原因他没说出来。但肯定不是为了防止乡下土猪进城拱白菜。
这道历史上著名的“禁猪令”明确称，“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
皇帝突然抽风下了这么一道圣旨，全国人民都慌了。赶紧把自家养的猪崽，无论公母，全部“人道毁灭”。吃不掉的就地掩埋，或溺死，或直接弃尸荒野。一时间，风声鹤唳，市场上也看不到任何生猪交易。
禁猪令颁行的恶果，不仅改变了当时一些地区的祭祀风俗，就连皇宫大内在国家重大庆典上需要准备的三牲（牛、羊、猪）都凑不齐。
礼部没办法，上奏明武宗说，如今猪肉绝迹，无法按常例进行祭祀，请求废止禁猪令。
在种种现实面前，明武宗不得不悄悄推翻自己的“金口玉言”，给宫廷祭祀开了后门。如此，天下生猪供应逐步恢复正常。
史上罕见的荒唐禁猪令，仅存在3个多月便无声夭折了。
▲明武宗朱厚照画像
01
尽管明武宗的禁猪令在今天看来颇有些莫名其妙，但中国人与“猪”发生关系的历史十分久远。
今天的家猪，其进化起源可追溯至4000万年前，是当时一种生活在亚欧大陆，穿行于林间沼泽、身材修长的野猪。而在距今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老的先民们已经懂得将野猪驯化成家猪，为己所用。
▲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距今五六千年前 | 图虫创意©
在远古时代，猪就与马、牛、羊、狗、鸡等并列为六畜。《左传》中就有“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的说法，指的是华夏先民在很早以前便将猪列入祭祀先祖的贡品范畴。
商代甲骨文对“猪”的概念，有着多重表达。它可以被写成“豕”，形象类似于一只耳大嘴长、身体滚圆、小短尾巴的猪；也可以被写成“豚”，即猪肚子下面还有一只小猪。因此，在《说文解字》中，豚又被代称为小豕，即小猪的意思。
▲甲骨文中，“豕”字的写法就像一头猪
而对于那些未曾被驯服的野猪，又或者是体型较大的成年猪，古人则称之为“彘”，并以一支箭穿过猪身的形状，真实还原过去人类在狩猎野猪时的场景。
据人类学家推测，先民们最早将野猪驯化成家猪，只是想在猪身上尽可能开发出它们的劳动属性，替人类分担一部分的劳作。因此，在早期的驯养中，猪并不是像今天一样被圈禁起来喂食，而是最大限度保持野猪的生活习性，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按照人类的预想进行改造。
显然，被人类驯服的野猪，经过多代进化，仍然未能实现人们对它的期望。于是，只会不断消耗人类粮食的家猪，最终“因果报应”，被人类端上了餐桌。
从猪肉中获取蛋白质，强化了人体的肌肉与骨骼。人类由此能更淡定地面对来自外界的威胁，并逐渐发展繁衍了许多群居后代。在甲骨文中，“家”字最早便是“豕居之圈”的意思，说明先民幸福的家庭生活由养猪开始。
家猪养得多了，“豪”也就诞生了。甲骨文中，“豪”字实际上就是有着高门大院的养猪专业户。
02
时间来到了西周。经过前人的探索，此时的人们已经无比坚信，猪这种动物，天生就是为了饱人类之口腹。因此，在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当中，就收录了时人创作的“猪之歌”：
“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意思是，把猪从猪圈中牵出来杀掉，就着美酒，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在开心愉快的气氛中，推选出我们的首领。
而最早的宫廷宴席“周八珍”中也有一道“炮豚”，类似于今天粤菜中的烤乳猪。可见当时，猪肉的受众基本是全民性的，即便贵为国王，国宴上也必然少不了早期家养土猪的身影。
但为了区分百姓与天潢贵胄间的等级，周天子颁布了各项禁令。如《礼记》中记载：“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
这种无理的饮食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讲，并不利于养猪业的发展。所幸在《礼记》出台之时，中国最早的养老体系也随之建起来。对于“吃猪肉”这种大事，周朝上下秉持尊老爱老敬老之心，告知百姓“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的道理，并放宽了相应的限制。
如此一来，土猪饲养业便在夹缝中获得一线生机。
在日渐扩大养殖规模的基础上，人们逐步摸索出让猪更加听话的方法：去势。
《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豮豕之牙，吉”。“豮豕”指的就是经过人工去势的公猪，经过阉割后，公猪的性格将会变得温顺，易于长成祭祀时被认为是吉利之相的肥猪。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华夏的养猪业几乎遍及整个天下。猪的用途，也变得广泛起来。
为了再度振兴越国、平衡国内男女比例，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在复国后做的第一项大事，就是蓄养六畜。为此，他专门出台了一项政策，只要家里有生娃的，国家提供物质奖励：若生男娃，该家庭赏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娃的，赏两壶酒，一只小猪。
为了吃上一口猪肉，越国上下都在努力造人。而人多了，猪肉的消耗量就大。随着人口增长，越王勾践又命人在山地丘陵间开辟大规模的土猪养殖基地，即《越绝山》中记载的“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养的鸡呀、猪呀，都是准备犒劳征伐吴国的将士的。
自西汉开始，中国土猪养殖业迎来了一个技术创新期。
与传说中的伯乐相马一样，西汉时期，养猪行业中出现了一种名为“相彘”的职业。一个名叫留长孺的人，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相彘专家。
尽管司马迁并没有在《史记》中详细说明留长孺怎么“相彘”，但据后来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记载，大致可知当年留长孺相彘术的基础源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相畜法”，留长孺认为猪种“短喙无柔毛者为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这一经验总结，其实符合现代选种理论。根据《中国实用养猪学》的记载，“嘴短的猪，一般背腰宽广，属于脂肪型的猪”。
于是，在出现明确鉴定何为优良猪种的方法后，两汉时期所养的食用土猪以早熟、易肥、繁殖力高、肉质嫩美等优势闻名天下。
而同时期的大秦（即古罗马）士兵，通常都会携带腌制肉肠作为口粮，因此，古罗马人对猪肉的需求量也极大。但当地的猪种，因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生长速度极慢，且肉质粗糙，根本无法满足国家的需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当来自大秦的商人抵达广州后，便将那种“小耳直立，头短宽，颈短阔，背腰宽广，四肢短小”的华南猪运回大秦，与当地猪种进行杂交，从而诞生出后来著名的拿破利坦猪，并在此后很多年中，深刻影响了世界养猪史。
汉代的土猪养殖不仅在增量上获得巨大的突破，还得到了上流贵族的鼎力支持。在汉代的皇家御苑上林苑，官方设置了专门的职位，负责管理皇家养猪场。
养猪也成了能改变人生命运的朝阳行业。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年少时曾“因家贫，牧豕海上”，40岁时始发家，最终成为西汉一代名相。这样的例子还包括以“举案齐眉”闻名于世的东汉名士梁鸿、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家孙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