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取得了口碑票房双丰收，无形中让同期上映的姜文的《一步之遥》黯然失色，个中滋味，姜文恐怕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因为和在香港及海外长大的徐克不同，姜文是在《智取威虎山》及其他红色经典的浸淫中成长起来的，这从他做为导演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客观上构成了对包括姜文在内的所有内地导演的一种挑战，因为徐克不仅成功实现了对“红色经典”这一丰厚文化历史资源的商业化开采，还解决了在今天的语境下如何重新讲述革命往事的历史难题。
徐克的成功，还表现在他几乎同时“征服”了尖锐对立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也包括官方舆论，比如《人民日报》就发表署名评论《唤醒我们心中的杨子荣》，对影片做了全面肯定性的评价。自由派控制的主流文化界，对影片则基本处于某种“失语”状态，没有提出有力的质疑，而在民间左翼之中，维护徐克版《智取威虎山》似乎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稍有微词便会受到诸如“破坏统一战线”之类的指责。
徐克能够做到这一切，不是偶然的。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在今天“告别革命”、“淡化意识形态”的时代氛围中，尽管他没有颂扬（更谈不上呼唤）革命，但也没有退化为公然否定革命（如《集结号》），他把山野中的革命之树，经过修枝剪蔓后巧妙地种进了“特种兵清剿恐怖分子”的后花园，成为一道无害的宜人景观，把做为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革命一部分的东北剿匪斗争，化约为当代主流商业电影观众完全可以接受的“海豹突击队击毙拉登”的传奇故事。
徐克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智取威虎山”发生的时代背景，是1946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当年，根据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把工作重心转向距离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市较远的城市和乡村，中共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要求全体干部“脱下皮鞋，放下皮包，换上衣服，离开大城市，下到农村去搞土改，消灭土匪建立根据地。”部队有重点地分散到东北各地，组织土改工作队，发动群众，清剿残余伪军和土匪，建立基层政权。
在剿匪斗争中，解放军共歼灭土匪7万余人，根除了东北千年匪患。
新中国成立后，有两部长篇小说比较真实地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变迁。一部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另一部就是曲波的《林海雪原》。这两部小说均被拍摄成同名电影。如果说《暴风骤雨》重点表现了当时的工作队如何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打到恶霸地主韩老六的话，那么《林海雪原》则重点表现了剿匪部队如何在土改的基础上，获得了农民、猎户以及铁路工人的支持，最终消灭土匪座山雕的史实。
在《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少剑波以及小分队的行动，是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分，而人民解放战争，又是广大农民为了获得土地、翻身求解放而和地主阶级作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历史逻辑是非常清楚的。而杨子荣敢于冒险犯难，深入匪巢的动机也是清楚的，正如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少剑波的一段唱词：“他出身雇农本质好，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翻身后立志把剥削根子全拔掉，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建功劳……”
支撑杨子荣行为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即其英雄行为是为了革命、服从革命，并非个人动机。
在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中，由于“土改”在今天已经具有某种“政治不正确”的含义，极易引起争议，所以就被彻底了排除掉了，似乎当时完全不存在这么一场运动。少剑波领导的小分队，由一支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工作队”，变身为专业化的、超然于政治之外的、装备精良（比如配有高精准的狙击步枪）的“特种兵”。
为了避免引起误解，任何可能引发政治联想的符号化的东西，如红星、红旗、军号、共产党、毛主席等没有出现，小分队甚至直到最后一刻，才换上军装，而杨子荣则自始至终从未穿过军装——完成了这一系列转换之后，小分队实现了去政治化，但获得了“特种兵清剿恐怖分子”这一新的、更加“普世”的政治正确，因此也就水乳交融的融入了主流叙事框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