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净恬愉，人之性也；仪表规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养不勃；知事之制，其举错不惑。发一端，散无竟，周八极，总一筦谓之心。见本而知末，观指而睹归，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详，谓之术。居智所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动智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挚，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贤称誉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诽谤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于口者不可止于人，行发于迩者，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倦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附之巧，犹不能生也。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凡人之举事，莫不先以其知，规虑揣度，而后敢以定谋。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异也。晓自然以为智，知存亡之枢机，祸福 之门户，举而用之，陷溺于难者，不可胜计也。使知所为是者，事必可行，则天下无不达之途矣。是故知虑者，祸福之门户也；动静者，利害之枢机也。百事之变化，国家之治乱，待而后成。是故不溺于难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庄王既胜晋于河、雍之间，归而封孙叔敖，辞而不受。病疽将死，谓其子曰：“吾则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让肥饶之地，而受沙石之间有寝丘者，其地确石而名丑，荆人鬼，越人横，人莫之利也。”孙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饶之地，其子辞而不受，请有寝之丘。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禄，惟孙叔敖独存。此所谓损之而益也。何谓益之而损？昔晋历公南伐楚，东伐齐，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无所绻，威服四方而无所诎，遂合诸侯于嘉陵，气充志骄，婬侈无度， 暴虐万民。内无辅拂之臣，外无诸侯之助。戮杀大臣，亲近导谈。明年，出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战胜攻取，地广而名尊，此天下之所愿也。然而终于身死国亡。此所谓益之而损者也。夫孙叔敖之请有寝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夺也。晋厉公之合诸侯于嘉陵，所以身死于匠骊氏也。
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圣人知病之为利，知利之为病也。夫再实之木根必伤，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为害也。张武教智伯夺韩、魏之地而擒于晋陽，牢叔时教庄王封陈氏之后而霸天下。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陽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陽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 我将出子。”陽虎因赴围而逐，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被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鲁君闻陽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而不伤者被重罪。此所谓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谓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与晋人战于鄢陵，战酣，恭王伤而休，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陽谷奉酒而进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绝于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司马，子反，辞以心痛。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率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于是罢师而去之，斩司马子反为僇。故竖陽谷之进酒也，非欲祸子反也，诚爱而欲快之也，而适足以杀之。此所谓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湿而强之食，病喝而饮之寒，此众人之所以为养也，而良医之所以为病也。悦于目，悦于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圣人先许而后合，众人先合而后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务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见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则有功者离恩义，有罪者不敢失亡心也。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执在城中，城中悬其子以示乐羊，乐羊曰：“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首，乐羊循而位之，曰：“是吾子。”已，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归报，中山曰：“是伏约死节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为魏文侯大开地，有功。自此之后，日以不信。此所谓有功而见疑者也。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魔，使秦西巴持归烹之，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魔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 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博。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默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趋舍不可不审也，此公孙鞅之所以抵罪于秦，而不得人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无所践者，不义之故也。
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于魏宣子，宣子弗欲与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于天下。求地而弗与，是为诸侯先受祸也。不若与之。”宣子曰：“求地不已，为之奈何？”任登曰：“与之，使喜，必将复求地于诸侯，诸侯必植耳。与天下同心而图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于韩康子，韩康子不敢不予，诸侯皆恐。又求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于是智伯乃从韩、魏围襄子于晋陽。三国通谋，禽智伯而三分其国。此所谓夺人而反为人所夺者也。何谓与之而反取之？晋献公欲假道于虞 以伐虢，遗虞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虞公惑于壁与马，而欲与之道。宫之奇谏曰：“不可！夫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于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恃而势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虞公弗听，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还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谓与之而反取者也。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其报于百姓也；郊望禘尝，非求福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云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报，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谷，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秦王赵政兼 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故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无故而黑牛生白犊，以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飨鬼神。”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复生白犊，其父又复使其子以问先生。其子曰：“前听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复问之，奈何？”其父曰：“圣人之言，先件而后合，其事未究，固试往复间之。”其子又复问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复以飨鬼神。”归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壮者死，老病童儿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诸城守者皆屠之。此独以父子盲之故，得无乘城。军罢围解，则父子俱视。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速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力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遵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及，深不可测也。
或直于辞而不害于事者，或亏于耳以鉴于心而合于实者。高陽魋将为室，问匠人。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材任重涂，今虽成，后必败。”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则益劲，涂干则益轻。以劲材任轻涂，今虽恶，后必善。”匠人穷于辞，无以对，受令而为室。其始成，狗然善也，而后果败。此所谓直于辞而不可用者也。何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合于实？靖郭君将城薛，宾客多止之，弗听。靖郭君谓渴者曰：“无为宾通言。”齐人有请见者曰：“臣请道三言而已。过三言，请烹。”靖郭君闻而见之，宾趋而进，再拜而兴，因称曰：“海大鱼。”则“反走。靖郭君止之曰：“愿闻其说。”宾曰：“臣不敢以死为信。”靖郭君曰：“先生不远道而至此，为寡人称之！”宾曰：“海大鱼，网弗能止也，钓弗能牵也。荡而失水，则蝼蚁皆得志焉。今夫齐，君之渊也。君失齐，则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谓亏于耳、忤于心而得事实者也。夫以“无城薛”止城薛，其于以行说，乃不若“海大鱼”。
故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或说听计当而身疏，或言不用、计不行而益亲。何以明之？三国伐齐，围平陆。括子以报于牛子曰：“三国之地不接于我，逾邻国而围平陆，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也，请以齐侯往。”牛子以为善。括子出，无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无害子。无害子曰：“异乎臣之所闻。”牛子曰：“国危而不安，患结而不解，何谓贵智！”无害子曰：“臣闻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闻杀身破家以存其国者，不闻出其君以为封疆者。”牛子不听无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计，三国之兵罢，而平陆之地存。自此之后，括子日以疏，无害子日以进。故谋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括子之智得矣。无害子之虑无中于策，谋无益于国，然而心调于君，有义行也。今人待冠而饰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于人也，寒不能暖，风不能障，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托者然也。 夫咎犯战胜城濮，而雍季无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赏而咎犯后存者，其言有贵者也。故义者，天下之所赏也。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慎行也。
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何以明之？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于咎犯曰：“为奈何？”咎犯曰：“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事，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辞咎犯，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以诈伪遇人，虽愈利，后无复。君其正之而已矣。”于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之。还归赏有功者，先雍季而后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行赏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后万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围晋陽，决晋水而灌之。城下缘木而处，悬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匮乏，大夫病，为之奈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 不能安，无为贵之士。臣请试潜行，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之曰：“臣闻之：唇亡而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赵亡，则君为之次矣。及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也，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图之！”二君乃与张孟谈陰谋与之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其日之夜，赵氏杀其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襄子乃赏有功者，而高赫为赏首。群臣请曰：“晋陽之存，张孟谈之功也。而赫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陽之围也，寡人国家危，社稷殆，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礼，吾是以先之。”由此观之，义者，人之大本也。虽有战胜存亡之功，不如行义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赏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门豹治邺，虞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人数言其过于文侯，文侯身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磺任子治邺而大乱。子能道则可；不能，将加诛于子。”西门豹曰：“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者也，臣故蓄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负辇粟而至。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与民约信，非一日之计也，一举而欺之，后不可复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后反。此有罪而可赏者也。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入何以三倍？”对曰：“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代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 三倍之入，将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贤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馈闻伦曰：“鼓之啬夫，闻伦知之。请无罢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为使？”穆伯曰：“闻伦为人，佞而不仁。若使闻伦下之，吾可以勿赏乎？若赏之，是赏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晋国之武舍仁而后佞，虽得鼓，将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广地也。得地不取者，见其本而知其末也。
【译文】
清静恬愉是人的本性；仪表规矩是处事的原则。知道人的本性，那么人自身的修养就不会悖谬；懂得处事的原则，那么人自身的行为就不会乱套。从一端出发，能散逸得无穷无尽，周游八极后又回归到它的中枢，这就叫“心”。看到事物的本原就能推知事物的未来，看到事物的指向就能预见事物的归宿，掌握要点能应对繁多，把握纲要能治理详繁，这种本领叫“术”。静居时知道在做什么、行动时知道该去哪里、办事时知道所依原则、举动时知道来历缘由，达到这种境界的叫“道”。“道”，置搁前头它不会低伏，放在后面它不会翘起，纳入窄处它不显壅塞，散布天下它不留空隙。所以使别人推崇赞誉自己，这是“心”的功力；使人家轻视诽谤自己，这是“心”的罪过。话是从你口中说出的，别人无法阻止你；行为发生在你身上，远处的人无法禁止你。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名声难以树立却容易毁坏。千里长堤，因为蝼蚁的洞穴渗水而崩溃，百丈高楼，因为烟囱的裂缝冒出烟火而焚毁。《尧戒》上说：“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不会被大山绊倒，而往往被小土堆绊倒。”所以，人们都往往轻视小事忽略小害，以致酿成大祸后才为之后悔。灾祸降临后再犯愁，这就好比到了病危后才去求良医，这时即使有扁鹊、俞跗这样的名医也难以治好病人的病。灾祸的降临是自己招引的；幸福的到来是自己促成的。这祸福同出一门，利害相近为邻，不是圣明的人是难以区分这其中的奥妙的。大凡人们要做某件事，都要先用他的智慧思考揣度一番，然后才根据思考的结论定下计划谋略，实践下来的结果，有人得利有人受害，这就是智者和蠢人的差别所在。但是那些自以为明白存亡之关键、祸福之由来的聪明人，在办事处事中还是陷入危难境地，这样的事例还真的数不胜数。假若大家能预先知道自己的主张正确，且行得通，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什么不通的道路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此可见，智虑思考是祸福的根由，行动举措是利害的关键。百事的变化、国家的治乱，都有待正确的思想和行动来完成。所以对此不可不审慎。
天下有三种危险：缺少德行而尊宠却多，这是第一种危险；才能低下而地位尊贵，这是第二种危险；没有大的功劳却有丰厚的俸禄，这是第三种危险。所以事物有时候是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有时候是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楚庄王在河雍之间的邲地战胜了晋国，凯旋归来后庄王要封赏孙叔敖，孙叔敖辞谢而不接受。后来当孙叔敖患痈疽快要死时，他对儿子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的，一定要推辞肥沃富饶的地方，只接受沙石之地。在楚、荆之间有个叫寑丘的地方，那儿土地贫瘠，所以地名也难听。当地的荆人和越人都信奉鬼神、讲究迷信，所以没人喜欢那里。”不久，孙叔敖去世了，楚庄王果然将肥沃富饶的领地封赏给孙叔敖的儿子，孙叔敖儿子谢绝了，而要求赏封寑丘之地。按楚国的法规，功臣的封禄传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禄，唯独孙叔敖一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损减它，结果却是补益它。那么，什么叫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从前晋厉公南伐楚国、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部队纵横天下，威震四方，没有阻碍也没有挫折。于是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气横志骄、婬侈无度、残害百姓。国内无辅佐规谏的大臣，国外没有诸侯的援助。同时又杀戮忠臣，亲近小人。在会合诸侯的第二年，厉公出游宠臣匠骊氏的领地时，被栾书、中行偃劫持，囚禁起来；这时诸侯中没有一个来搭救他，百姓中也没有一个同情他，囚禁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然后扩展土地，提高威望，这是每个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但晋厉公却因为这些而落得个身死国亡。这就是我们说的补益它，结果却是损减它。孙叔敖叮嘱儿子要求封赏寑丘之地，因为寑丘之地贫瘠，所以能代代相传；晋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以想称霸天下，结果死在匠骊氏的领地。
一般性的人都只知道利就是利，弊就是弊，而只有圣人懂得弊可以转化为利，利可以转化为弊。两次结果实的树木，它的根必定受损伤；盗人家墓的人也必定有祸殃，这说的就是贪大利反而造成大害的事。张武唆使智伯夺取韩、魏两家的土地，结果反而使智伯在晋陽城被擒获；申叔时劝告楚庄王封立陈国的后代，结果使楚庄王称霸天下。孔子读《易经》，读到《损》卦和《益》卦时，未尝不喟然叹息道：“懂得益和损之间的关系的，应该是行王道的君王的事吧？”事情有时候想对它有利但却恰恰足以害了它，有时候想害它但却又恰恰对它有利。利和害向相反方面的转化，祸与福的缘由是不能不明察的呀！陽虎在鲁国作乱，鲁国君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搜捕陽虎，宣布凡抓获陽虎者有重赏，放走陽虎者要处罚。追捕者将陽虎层层包围起来，陽虎只得举剑准备自刎，这时有位守门人劝阻他说：“天下大得很，可以逃生，何以自杀？我将放你出城去。”于是陽虎得以冲出重围，在后面的追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陽虎挥舞宝剑提着戈奔跑冲杀。那位守门人乘混乱之机放陽虎出了城门。陽虎出了城以后又折返回来，抓住那位守门人，举戈刺他，戈刺破袖子伤及腋部。这时守门人抱怨说：“我本来就和你非亲非友，为了救你我冒着被处死罪的风险，可你反而刺伤我。真是活该啊，会碰上这样的灾难。”鲁国国君听说陽虎逃出城，大怒，查问陽虎是从哪座城门逃脱的，并派主管官员拘捕有嫌疑的守门人。鲁国国君认定凡受伤的守门人是阻拦陽虎的，要重赏；而没有受伤的守门人可能是故意放走陽虎的，要重罚。而在受伤领赏的守门人中，放走陽虎的那位守门人也在其中，这真可说伤害他反而使他得利。那么，什么是想对人有利却反而害了他呢？楚恭王和晋国军队在鄢陵会战。战斗正紧张激烈之间，恭王受伤使战斗不得不停止。楚军中的司马子反口渴难忍而寻找饮料。这时侍从陽谷捧着酒献给子反。子反这人喜欢饮酒，见酒就乐不可支。子反接过陽谷递上的酒就喝个不停，没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帐篷里。恭王打算再与晋军开战，便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谎称心痛病发作不受召令。恭王于是驾车亲往探望，一进军中帐篷便闻到一股酒气。这下恭王大怒，说：“今天这场恶战，我为了取胜而亲临战场，受了重伤，现在指望能派上司马子反的用场，可他却成了这副样子。他实在是心中没有国家社稷的地位，又不体恤我军士兵。我没法再与晋军打下去了。”于是下令收兵撤退，并以耽误战事的罪名杀子反示众。这侍从陽谷献上酒，并不是想要害子反，实在是爱护子反，想让子反快乐，但想不到恰恰是害了子反。这就是想对人有利结果却反而害了他。一定要患温热病的人进食，让中暑者喝冷水，这是一般人用来调治病人的方法，但良医却认为这样是加重病情。追求赏心悦目，这是愚蠢、笨蛋所热衷于的事，但有“道”的聪明人却对此躲得远远的。所以圣明的人是先遭逆境而后顺遂；而一般性的人是先称心如意而后陷入困境。
建功立业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追求的目标；犯罪受罚又是每个做臣子的人所要避免的后果。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即有了功劳却引起别人的猜疑，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为了追逐功名，有时人就不顾情义了；而犯了罪过的人却不敢再失去仁慈之心了。所以会出现上述的现象。魏国将领乐羊率部队攻打中山国。他的儿子被中山人抓起来扣押在城内。中山人将他的儿子绑着吊在城头上给乐羊看。乐羊看了后说：“为了君臣的情义，效忠君王，尽我做臣的职责，我不能为了儿子而有私情。”于是他所指挥的部队攻城越发猛烈。中山城里的人就将他的儿子烹煮了，还派人送给乐羊一鼎肉羹和他儿子的头颅。乐羊抚摸着头颅，哭泣着说：“这是我的儿啊！”说完向使者跪下，喝下一杯肉羹。使者回去报告：“乐羊是个不惜为节义献身的人，对他真的没有办法。”于是中山国只得向魏国投降。乐羊在这次战争中为魏文侯开拓了大片的土地，并因此立了大功。但谁知道，从此以后，魏文侯一天天地不信任乐羊。这就是有了功劳却反而引起别人的猜疑。那么，什么叫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呢？孟孙打猎，得到了一头小鹿，于是让手下人秦西巴拿回家去烹煮。母鹿紧随着秦西巴哀啼不止，秦西巴不忍心伤害幼鹿，于是就放掉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回到家后追问幼鹿的去向，秦西巴只得回答：“这幼鹿的母亲在我身后不停地哀啼，我实在不忍心，于是自作主张放掉了幼鹿还给母鹿。”孟孙听后大怒，一气之下就赶走了秦西巴。过了一年，孟孙又将秦西巴召回来担任他儿子的老师。孟孙身边的人就问：“秦西巴得罪过你，为什么现在又用他来做你儿子的老师？”孟孙回答说：“连一头幼鹿都不忍心加以伤害，更何况对人呢？”这就是有了罪过却反而受人信任。所以人的取舍进退不可不谨慎，取舍不谨慎，正是公孙鞅在秦国获罪而又不能进入魏国避难的原因。公孙鞅的功劳不能算不大，可他就是无立足之地，寸步难行，这是由于他不义的缘故。
